当我们发现“全网最低价”的商品在别处更便宜,当我们被关不掉的弹窗广告激怒,当我们被铺天盖地的“五星好评”诱导而买到劣质产品时,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难以言说却又无处不在的“不对劲”——互联网似乎不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自由、透明、公平的数字空间。
2024年9月,一部名为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》的部门规章悄然施行。它不像《民法典》那样声名显赫,也不像《刑法修正案》那样引人瞩目,但对于每一个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普通人而言,它的影响却渗透在日常的每一次点击、每一次滑动之中。
这部新规,正是国家运用经济法之手,对这些网络空间的“不对劲”作出的系统性回应。它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:在流量为王的时代,法律如何守护一个可信的数字家园?
互联网经济曾被经济学家描绘为“无摩擦”的完美市场——信息充分流动、进出壁垒极低、消费者拥有近乎无限的选择权。然而,当我们真正置身于这个由数据和算法构筑的数字空间时,却发现这里更像一座迷宫,身处其中的普通人,往往迷失方向。
在传统市场中,消费者通过“货比三家”来判断商品优劣。而在网络空间,我们只能依赖平台提供的信息——销量、评价、点赞、推荐。这些本应帮助我们理性决策的数据,却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变得真假难辨。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案例,某些电商商家通过“刷单”团伙,在短短数小时内即可生成数万条虚假交易记录和好评;某些直播间里动辄百万的点赞量,实则是技术后台一键生成的数字泡沫;更有甚者,随快递包裹附送的“好评返现”卡片,正在用几块钱收买消费者的真实评价权。
当海量的虚假信息淹没真实声音,当评价体系沦为金钱交易的产物,消费者的知情权便被悄然架空。这正是经济学意义上的“信息不对称”——卖方通过技术手段占据了绝对的信息优势,而买方则沦为纵的对象。更为严重的是,这种信息扭曲具有强烈的“负外部性”:当一家企业靠刷单获得流量优势,合规经营的企业被迫“要么同流合污,要么被淘汰出局”,整个市场的诚信基础由此瓦解。
算法,这个本应中立的计算工具,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,变成了“杀熟”的利器。北京消费者韩女士在某平台预订酒店时发现,作为十年老会员,她看到的价格是480元;而借用同事的新注册账号登录,同一酒店同一房型仅售380元。①平台的解释是“老用户享受高品质房型”——这种辩解在法律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
更隐蔽的杀熟发生在外卖、打车、视频会员等各个领域。有研究表明,某些平台会根据用户的消费频次、设备型号、甚至剩余电量来动态调整价格。高消费频次的“熟客”,反而成为被收割的对象。平台以“个性化推荐”之名,行价格歧视之实,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营销范畴,触及了交易公平的底线。
软件捆绑安装、浏览器主页被劫持、恶意不兼容逼迫用户“二选一”——这些看似是技术问题,实则是竞争秩序的失范。当用户下载一款软件,却被强制安装三个“全家桶”;当用户试图卸载流氓软件,却发现“卸载”按钮形同虚设;当用户辛苦设置的主页,每次开机都被篡改为某个导航网站——用户的终端设备,已经不再由用户自己掌控。
这些现象的背后,是市场机制的全面失灵。传统的“看不见的手”在算法的黑箱、数据的垄断和流量的焦虑面前,显得力不从心。信息不对称无法通过市场自发消除,负外部性无法由单个企业承担,公共产品(如真实可信的评价体系)供给严重不足。正是这些系统性的市场失灵,为国家干预提供了坚实的正当性基础——这便是经济法出场的历史时刻。
面对网络竞争中的种种失序,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》(以下简称《规定》)试图伸出“看得见的手”,通过精细化的规则设计,对市场失灵进行系统性矫治。
《规定》第九条以长达数百字的篇幅,对虚假宣传行为作出了史上最细致的禁止性规定。它不仅禁止虚构交易、编造用户评价,还将“误导性展示评价”“虚构点击量、关注度、阅读量”等行为一并纳入规制范围。这意味着,买粉、刷播放量、制造虚假热度——这些在流量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灰色操作,都将面临行政执法的打击。
尤为值得注意的是,《规定》首次明确禁止“以返现等方式诱导用户作出指定评价”。那条随快递附送的“好评返现5元”小卡片,在法律上已被明确禁止。这一规定的立法逻辑在于,评价体系的公信力是电商生态的基石,当评价可以被金钱收买,整个市场的信用机制便荡然无存。通过切断虚假信息的源头,《规定》试图恢复价格信号和评价信号的真实性,让市场的信息机制重新运转起来。
针对“大数据杀熟”这一顽疾,《规定》第二十条作出了针对性回应。它禁止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条件上实施不合理差别待遇,并通过对“算法解释义务”的潜在要求,试图打破算法的黑箱。
这一规定的理论创新在于,它将规制触角从“行为结果”延伸到“决策过程”。在以往的执法中,消费者遭遇杀熟,往往只能“感觉不对劲”,却难以举证——因为算法是不透明的。而《规定》通过要求平台对价格差异作出合理解释,实际上将部分举证责任转移给了经营者。平台不能仅以“系统自动定价”为由搪塞,而必须证明其定价逻辑的合理性。这是对技术权力的法律驯服,也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实质性保障。
针对流量劫持、软件捆绑、恶意不兼容等行为,《规定》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六条作出了全面禁止。无论是强制跳转、插入链接,还是阻碍用户卸载、设置刁难的关闭方式,都被明确为不正当竞争。
从法经济学的视角看,这些条款保护的不只是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,更是用户对自己设备的控制权。在网络空间中,用户的每一次点击、每一次停留都构成了数字经济的“生产要素”。当竞争对手通过技术手段截留流量时,他们实际上是在剥夺用户的选择权,将用户异化为商业竞争的被动工具。《规定》的干预,正是要守住一个最基本的底线:用户的终端,最终还是应该由用户自己做主。
《规定》第三十七条明确要求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竞争行为加强规范管理。这一规定的深层意涵在于:法律承认了平台在数字生态中的特殊地位,同时也对其施加了相应的公共义务。当平台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的参与者,当它既掌握海量数据又经营自营业务,法律必须防止其利用“裁判员”身份为“运动员”谋取私利。这种对平台自我优待的警惕,触及了平台经济反不正当竞争的核心矛盾。
然而,任何一次国家权力的扩张,都必须接受正当性的拷问:政府的“手”伸得是否太长?规制是否可能抑制创新?法律干预的边界在哪里?这些追问,不仅是理论上的思辨,更关系到《规定》能否在实践中真正落地。
互联网平台早已超越单纯的“企业”范畴,演变为具有准公共属性的基础设施。正如美国学者帕斯奎尔所言,平台已经成为新兴的“私人监管者”——它们制定规则、分配流量、裁决争议,行使着类似于政府的权力。在这种背景下,虚假数据、算法歧视、流量劫持,损害的不仅是具体消费者的权益,更是整个网络空间的信任基础。当信任崩塌,交易成本激增,最终受损的是全社会的福利。因此,国家以法律形式设定竞争的底线,并非干预市场自由,而是在维护市场赖以存在的前提。
审视《规定》的具体条款,可以发现立法者保持了相当的审慎。首先,《规定》并未一刀切地否定算法推荐,而是禁止“不合理”的差别待遇,为合法的个性化服务留下了空间。平台依然可以根据用户偏好推荐商品,只要这种推荐建立在透明、公平的基础之上。其次,《规定》对“恶意不兼容”的认定,要求综合考量技术中立性、商业合理性、用户选择权等多种因素,避免将正常的技术竞争误判为不正当行为。这种分寸感,体现了对市场活力与监管秩序之间平衡的审慎考量。
算法的复杂性、数据的隐蔽性、商业模式的快速迭代,使得执法机构面临巨大的信息劣势。《规定》虽然明确了行为标准,但在具体执行中,如何证明“算法歧视”?如何认定“虚构数据”?如何界定“不合理差别待遇”?这些都依赖专业的技术鉴定和精细的执法能力。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,在前期试点中,某些平台曾以“商业秘密”为由拒绝提供算法逻辑,给执法带来极大困难。这也提醒我们,法律文本的完善只是第一步,制度的落地才是真正的考验——而这需要执法能力的同步提升,需要技术手段的配套跟进,更需要司法判例的逐步积累。
当法律要求平台承担管理责任时,实质上是将一部分公共权力委托给了私人主体。这固然提高了治理效率,但也带来了新的风险:平台是否会借“合规”之名,行“控制”之实?当平台为了规避自身责任,过度删除内容、过度限制竞争,是否会形成另一种形式的“私权力滥用”?如何在赋予平台治理义务的同时,防止其滥用这种“准立法权”?这些问题,需要在未来的执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。或许,除了对平台施以义务,还应建立对平台行为的监督机制,让平台的“裁判”行为同样接受法律的审视。
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》的出台,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治理从“野蛮生长”走向“精耕细作”的深刻转型。它不再是事后补救式的个案裁判,而是事先设定规则的系统性干预;它不再局限于经营者之间的纠纷,而是将普通用户的日常体验纳入保护视野;它不再满足于表面秩序的维护,而是试图修复市场机制本身。
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,这部新规的意义在于:它告诉我们,那些“不对劲”的感受并非无病,而是市场失灵的真实信号;它告诉我们,在算法的黑箱对面,还有法律这双“看得见的手”在试图打开一扇窗;它告诉我们,数字时代的公民,不应只是被动的数据生产者,而是有权利获得公平对待的市场参与者。
当然,法律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。技术的迭代、商业的创新、人性的复杂,总会不断挑战规则的边界。我们无法指望一部规章能够终结所有的网络乱象,正如我们无法指望一剂药方能包治百病。但至少,《规定》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:在一个被流量和算法深刻塑造的时代,我们仍然可以期待一个透明、公平、可信赖的数字未来。
而这,正是经济法在数字时代最深刻的使命——用国家的理性之手,矫正市场的非理性冲动,守护一个能让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参与的数字家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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